一亿精神病人的“福音”

《法治周末》的记者赵晨曦(音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时沉默、抑郁,有时极度悲伤、快乐。他们可能会伤害别人,但他们更可能会伤害自己。大多数人害怕他们,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更害怕人们的歧视性的眼睛.他们是精神病患者。

6月18日,国务院转发了由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10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的下一个五年目标,包括普及精神疾病知识、补充医务人员、建立社区康复机构。

“从《规划》来看,国家对精神病患者群体给予了高度关注,这是非常可喜的。”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科主任郭博尼在《法治周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规划》中提出的许多问题“触及”了当前的“软肋”。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在未来五年内逐步完善和完成,对我国的精神疾病患者和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病人需要理解、接受和关怀

中国的精神疾病有多严重?一项数据足以解释。

根据卫生部的最新调查,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超过1亿,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精神疾病患者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疾病的原因是不同的。然而,如果他们能得到社会的关怀和充分的理解,他们将有助于减缓病情,甚至完全康复。”郭博尼在《法治周末》上向记者坦言,目前社会上一直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这对精神卫生防控工作的发展非常不利”

郭奉,社会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近年来一些精神病人伤害他人的事件确实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恐慌和负面影响。”然而,郭伯尼指出,精神病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经常“寻衅滋事”的攻击性、自残性和伤害性症状主要集中在严重精神疾病患者身上。

据郭伯尼称,卫生部已将严重精神疾病分为6类,即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癫痫诱发性精神障碍和严重精神发育迟滞。目前,全国约有1600万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事实上,这些群体的家庭和医院通常都非常关心并积极治疗。”然而,郭伯尼坦言,在很多情况下,精神病患者对公众的“威胁”是由于人们对患者的不尊重或言语行为的“刺激”造成的。

孙鹏(化名),北京人,对此非常清楚。

由于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和与亲戚的纠纷,孙鹏的父亲一年前不幸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孙鹏带他回家吃药休养。

由于“精神疾病”,许多曾经在一起的邻居选择了“远离他”。当四处走动时,他们的眼睛有点“眩晕”,有时他们会不自觉地嘴里咕哝几句。他们周围的人围着他走,不时指着他。最后,在听到“疯了”、“病了”等侮辱性的字眼后,孙鹏的父亲的情绪又变得无法控制地烦躁起来。当他去医院检查时,他被告知他的病情又有所好转。“由于社会歧视,许多精神病患者患有慢性病,甚至疾病进展。”郭伯尼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种歧视主要源于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误解和低认知率。“人们不会歧视心脏病患者或糖尿病患者,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症状有了更好的了解,知道自己的症状是可以控制和治愈的。然而,精神疾病通常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不可控制的和令人不快的替代性疾病。因此,中国的精神卫生工作要想顺利开展,首要的关键是要让人们了解和理解精神疾病

在《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普及“精神疾病可以预防和治疗,心理问题可以尽快解决,关心不歧视,身心健康”的核心知识,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正确对待精神障碍患者。同时,每个省(区、市)至少有一条心理帮助热线,100%的省(区、市)和70%的城市(地、州、盟)都有心理危机干预小组。

” 《规划》这个术语非常重要。加大宣传力度不仅有助于逐步消除社会歧视,还有助于促进精神疾病的治疗。”

郭邦解释说,由于长期的社会偏见和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再加上公众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的知晓率较低,许多患者对自己的病情“羞于启齿”,还有许多患者在出现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时害怕寻求治疗,最终导致病情加重。“精神疾病是完全可以治疗的,在药物控制后,这种疾病不会频繁复发,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生活。”郭伯尼说,病人需要理解、接受和关怀。

急需补充医务人员

作为一种复杂的疾病,精神疾病的治疗离不开医疗队的支持。然而,郭博尼坦言,与庞大的精神疾病人群相比,专业的精神医学人才极其匮乏。

以严重的精神病人为例。目前,中国有1600万重症精神病人,但全国只有20500名注册精神病医生和30000名护士。医患比例高达1: 8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1650家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和228,000张精神病病床。现实情况是,不仅服务资源相对短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分布不均。例如,河北省石家庄市有34家精神卫生机构,而廊坊市只有5家医院设有精神科,缺乏专门的精神卫生机构。

郭伯尼指出,这种情况导致“许多患者无法在当地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导致病情恶化,这也是精神病人引发事故的原因之一”。

缺乏精神保健人员主要是因为郭伯尼认为工作的特殊性。他解释说,精神病医生经常不得不应对一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并突发疾病的患者的“突发情况”,并将面临更大的个人风险、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同时,他们的家人或朋友往往不理解这项工作。此外,相对普通的工作收入会让许多医生觉得他们的努力与回报不成比例。因此,“人员的频繁短缺和招聘的缺乏”已经成为精神病学的一个标准。

这一次,《规划》提议到2020年,全国注册(助理)精神病医生的人数应该增加到40000人。东部地区每10万人口中有不少于3.8名精神病医生,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少于2.8名。

“如果我们能通过呼吁和提高识字率来增加人们对精神病学家工作性质的理解,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的尴尬局面。”不过,郭博尼强调,鉴于精神卫生保健人员的实际工作强度,应考虑适当改善相应的治疗。

至于如何在5年内将精神科医生的数量增加近一倍,《规划》还提出了一些方法,包括本科招生和高等院校培训,住院医生的“5·3”标准化培训,其他医生的转岗,以及增加初级医生的心理健康实践范围。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告诉媒体,精神病医生的岗位设置和高校开设精神病专科并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此外,不仅医生、护士、心理医生

王涛指出,与在医院接受治疗相比,那些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花更多的时间生活在家人和社区中。然而,由于长期住院治疗,患者会出现社会功能障碍和冷漠的迹象,这需要社区康复机构的帮助,以使患者能够尽快恢复其社会生活功能、专业技能和重返社会。“在三级精神疾病防治体系中,社区康复模式是连接医院和家庭的纽带,意义重大。”

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

王涛,以北京为例,说目前北京各区县都建立了精神卫生保健医院,但这些仍是医疗机构,主要负责辖区内精神病人的综合管理,包括定期就诊、疾病评估和药物宣传。

“由于人手和精力有限,我们只能在人际沟通、专业技能等方面为患者的康复训练提供简单的指导。”王涛无奈地说,例如,东城区有5000多名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但重症监护室医生只有26名。每个人平均要照顾200多个病人,而且太忙了。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目前北京各社区的街道基本上都有为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的温馨家园。然而,王涛坦率地承认,温暖的家是为所有残疾人准备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精神残疾人,并且在接受精神残疾人时非常谨慎。

北京市西城区一条街道“温馨家园”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承认了这一说法,“我们这里确实很少接待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惹事生非。”

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所有能进入康复中心的残疾人经过治疗后都处于稳定期,但其他残疾学生的家属也会有意见,很多残疾患者的家属不愿意送他们去康复站,担心遇到麻烦要承担责任。“没有真正的精神康复机构,没有学习技能的病人就无法融入社会。”王涛表示,目前患者出院后的就业率仅为15%,大量患者处于闲置状态,这也增加了突发事件的隐患,形成恶性循环。“建立一个专门为精神病患者服务的社区康复机构迫在眉睫。”郭伯尼认为,这些机构的建立不应只由一个卫生部门负责,还需要民政部和其他部门形成多部门的联合贡献。与此同时,各区的主要精神病医院和精神保健医院也应与这些社区康复机构建立联系,分享信息,相互合作,并提供医疗培训和技术支持。

《规划》社区康复专项要求让王涛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认为,随着国家宣传力度的加大和投入力度的加大,未来可能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医院治疗——社区康复——回归社会”的链条。

王涛还希望国家今后能够不断完善对精神病患者的医疗救助,比如扩大精神病患者社区可以免费获得的药品的范围。

“精神疾病持续时间长,需要长期药物治疗,并有沉重的医疗和经济负担;此外,病人本身基本上无法工作,他们的家庭成员往往需要辞职来照顾病人,这将直接导致家庭财政资源的缺乏。”王涛指出,国家加大对精神病患者的投入,不仅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医疗条件,也促进了国家的和谐稳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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